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良好生态蕴含着经济社会价值。近年来，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推动“两山”转化的顶层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各级地方配套政策与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概念逐步转向实践。

绿色金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者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实践中互促互进、共同发展。如何通过积极探索碳汇等新型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引导金融撬动生态资源富集地区的绿色发展，是当前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绿色金融

当前，绿色金融正在成为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抓手。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从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价值实现保障、价值实现推进方面对加快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出了意见，并明确提出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创新运用绿色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为生态产品经营与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副主任黄玫告诉《环境经济》，政策上的重视意味着国家各行政部门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工作。

那么，何为生态产品呢？黄玫解释称，生态产品是指在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的条件下，生态系统通过生物生产及其与人类劳动共同作用下为人类福祉提供的，用以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最终产品或服务。

黄玫告诉记者，生态产品包括供给产品，即生态系统获得的食物、药材、木材、水电等各种物质资源；调节服务，即生态系统提供改善人类生存与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惠益，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水环境净化、空气净化、固碳释氧、气候调节等；文化服务，即生态系统以及与其共生的历史文化遗存，对人类知识获取、休闲娱乐等方面带来的非物质惠益，以生态旅游为代表。

我国生态产品总量大、种类丰富、地域分布广泛。例如，建立在近20亿亩耕地上的农田生态系统，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粮食、蔬菜、食用油、肉蛋奶等必需的农产品，特别是基于优良农田生态系统生产的绿色、有机和无公害农产品产出规模持续扩大；33亿亩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多达175亿立方米的林木，提供了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等生态服务；包括10多万条河流、近2.5万个湖泊在内的水生态系统，每年为全国人民提供6000亿至7000亿立方米淡水；近60亿亩的草地生态系统，每年为包括牧区在内的全国人民提供大量肉蛋奶等食物。

由此可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当然，生态产品价值在实现过程中，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包括产业催化、产权催化等，这些都离不开金融业的资金支持，即离不开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为绿色金融拓宽发展空间，一系列绿色金融新产品、新业态将会层出不穷。特别是对于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的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在生态产权确权的基础上，开展不同经济主体间的生态产品交易，如目前已经开展的碳排放权、用能权及排污权交易模式，有效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做法

“双碳”目标下，生态产品将成为绿色金融创新的优质标的。中国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构有序增加绿色资产配置，着力提升绿色金融业务回报，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且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纳入发展战略，全力保障绿色金融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适配、同步。这些举措为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叠加了政策效应。

不仅如此，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银行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遥表示，从作用机理来看，绿色金融在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时充分显现了“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三大功能。

资源配置方面，绿色金融一方面依托逐步呈现的融资成本优势，叠加其激励措施，能弥补部分生态产品外部性所致的价值难以实现或价值不够公允的问题；另一方面借助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机理，协助厘清生态资源权属划分与价值评估及转化，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风险管理方面，绿色金融既可在增强风险管理韧性的同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规范化改革，如基于绿色金融对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的考量，倒逼生态产品的运营主体提升内部安全运营的能力；也可通过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在损失补偿、防灾防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近几年部分乡镇政府积极联合保险公司开发各类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引入高新技术对气象灾害进行实时监测，对物质产品类的生态产品风险提供保障。

市场定价方面，由于生态产品交易机制的建立依托生态产品的排他性，因此生态产品需借助市场支付机制进行付费，而绿色金融的介入，不仅为生态产品价值定价，也带动了二级市场交易并激活流动性。同时，通过明确绿色金融的参与规则与要求，有助于形成对包括环境权益在内的生态产品的科学定价，如林业碳汇质押贷款等。

与此同时，王遥介绍，当前市场实践来看，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有三类做法。

一是聚焦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价值，构建基于GEP价值转化的绿色金融创新实践。该类应用将生态系统服务与“贡献”这一抽象概念具象化作为抵质押物或还款来源。例如，浙江丽水推出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挂钩的“生态贷”，将生态系统总价值作为质押物，生态产品预期收益为还款来源，获得贷款将用于当地生态保护、生态产业培育，从而保障预期收益实现形成闭环。

二是聚焦自然资源产权，构建基于“自然资源权属”的金融创新。该类创新主要通过将自然资源权属变现，以林权、水权、采砂权等权益性资产作为抵质押物进行贷款。例如，江西抚州资溪通过收储生态资源经营权进行抵质押融资，打包开展市场化经营，带动当地文旅产业和公用品牌建设，打通生态资本融资渠道，实现资源到资产、资产到资本，最终到资金的转化。

三是聚焦生态产业融合化发展，该类目前在各地运用较为普遍，不单独区分生态产品为原有产业带来的溢价，以统一推进的模式提供金融支持。例如，河南淅川深入推进“生态立县”，开展环境综合治理与生态农文旅模式，通过创新生态农业、绿色工业、旅游康养相结合，并运用财政补贴与普惠金融结合的力量，保障当地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民生福祉同步推进。

碳金融赋能生态碳汇

碳汇和绿色金融两者密不可分、互为依托。推进碳汇交易离不开金融支持，壮大绿色金融也需要大力发展碳汇。

2021年10月2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部署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制定碳汇项目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规则。

碳汇是指通过人为干预的植树造林、植被恢复、海洋生态养殖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生态碳汇是指通过人为干预的行为（生态修复、生态恢复等方式），使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系统，实现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增量吸收的过程和机制。因此，生态碳汇涵盖的范围要大于碳汇。

中国科学院天空地一体化双碳监测与模拟实验室副主任史寅虎告诉《环境经济》，生态碳汇的最大价值在于，使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系统，通过人工的干预和修复，通过以碳为计量，借助现行的碳交易市场、政策和制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从“无价”到“有价”转变，让“山川河流皆有价”。

史寅虎进一步解释说：“生态碳汇主要价值体现在碳吸收价值，促进生态资产确权评估与定价，生态污染评估与定价，生态修复价值评估与定价，生态项目融资、交易服务，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确权和价值评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生态价值损益等方面。”

如何将一个生态碳汇项目能够变成碳资产进行交易呢？史寅虎告诉记者，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是基于碳交易市场所衍生出来的，以服务于底层的碳交易及交易衍生品，中间层碳服务，上游的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替代、生态环境发展等，所产生的直接投融资、金融服务、金融工具以及金融交易的需求要素碳金融。“这个主要分为六大类：一是碳排放权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二是核证自愿减排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三是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四是碳汇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五是碳金融工具（碳基金、碳债权等）；六是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的底层逻辑是基于碳资产确权后的金融赋能。”

史寅虎非常看好当前我国生态碳汇领域面临的机遇期。史寅虎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生态碳汇领域发展具有五大良好条件。一是政策的确定性奠定了政策基础；二是庞大的碳排放存量市场奠定了市场基础；三是GEP概念的提出奠定了产业基础；四是绿色金融的发展奠定了金融基础；五是上市公司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为生态碳汇的发展提供了应用场景。”

与此同时，“碳金融将有效赋能生态碳汇的发展。”史寅虎介绍，目前形成了包括碳信贷、碳债券、碳基金、碳回购、碳期货、碳期权、碳远期、碳保险、碳理财、碳积分、碳结构性产品的碳金融体系，且这一体系能完美赋能于生态碳汇市场，开发出相应的生态碳汇金融工具。同时，建立新的产业生态，碳金融与生态碳汇的结合将建立新的产业生态，为完善碳交易市场、碳普惠以及数字产业的发展创造新驱动。